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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底，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（简称天柱法院）对我们办理的杨飞云、杨江江等人涉恶案作出重审一审判决。

天柱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简称《黑恶势力意见》）第17条“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至第四条中的‘多次’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。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”之规定，认为我们的当事人杨江江参与实施了2起拦截型寻衅滋事行为，2起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行为，该4起寻衅滋事行为应认定为一次寻衅滋事犯罪行为，并据此认定杨江江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
我们认为，天柱法院对《黑恶势力意见》第17条的理解存在重大错误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四种情形，即：

（一）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

（二）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

（三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四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

而根据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简称《寻滋解释》）第二至四条的规定，前述四种情形中，只有前三种——即随意殴打他人，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以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在具有多次实施的情形下，才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。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，与次数没有关系，仅以相关行为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、是否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判断标准。

《黑恶势力意见》第17条亦是将以次数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寻衅滋事情形明确限定在《寻滋解释》第二至四条中，规定“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至第四条中的‘多次’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。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。”该条前后两句系同款法条中的一个完整的整体，具有明显的关联，根据文义解释，后句的“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”显然是对前句“第二至第四条中的‘多次’”解释的进一步补充。故后句所谓“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”同样应限定在《寻滋解释》第二至第四条中的寻衅滋事行为。

据此，只有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前三种行为——即随意殴打他人，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以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可以加权计算次数。而不能将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行为与前述三种行为一同加权计算，并进而根据次数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应纳入到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中。

具体到本案，天柱法院判决认定的4起寻衅滋事行为中，包括2起追逐拦截型寻衅滋事，2起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。其中，只有2起追逐拦截型寻衅滋事可以以实施的次数是否达到“多次”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构罪。而该2起追逐拦截型寻衅滋事显然没有达到《黑恶势力意见》第17条规定的“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”的多次标准。

因此，即便认定杨江江参与实施了该2起追逐拦截型寻衅滋事行为（我们认为杨江江根本没有参与），因达不到构成犯罪的“多次”标准，无论行为性质如何，该2起行为均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。

我们认为对《黑恶势力意见》第17条的理解应当是非常明晰的，并没有任何其它解释空间，法院不应错误理解与适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