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硕研究

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体系中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（Exclusionary Rule）是一道至关重要的程序性屏障。它所审视的并非证据内容是否真实，而是其取得是否合法。这一规则的核心，在于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，来约束公权力、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。这一制度的诞生与发展，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从追求实体真实到兼顾程序正义的价值转向。

一、起源：美国土壤中的“毒树之果”
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化与理论化，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。其直接动因是遏制当时普遍存在的警察违法搜查、扣押及刑讯逼供等行为。1914年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合众国案（Weeks v. United States）中，首次确立了该规则，但仅适用于联邦法院系统。

真正奠定其理论基石的是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合众国案（Silverthorne Lumber Co. v. United States）。在此案中，政府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公司的商业记录，并试图以此为线索寻找更多证据。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（Oliver Wendell Holmes Jr.）提出了著名的“毒树之果”（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）理论：如果原始证据（“毒树”）的获取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），那么由此衍生出的任何其他证据（“果实”）也同样被“污染”，不得在法庭上使用。

这一理论的深层逻辑在于，仅仅排除最初的非法证据不足以震慑办案机关，若允许使用其“果实”，他们仍有强烈的动机去违法取证，因为这能带来破案的关键线索。因此，“毒树之果”原则将排除范围扩展至间接证据，极大地强化了对公权力的制约，确保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不被轻易侵犯。

二、发展：全球视野下的多元模式

受美国影响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逐渐被世界各国接纳，但各国基于自身法律传统与价值取向，形成了不同的模式：

绝对排除模式（以美国为代表）：强调程序正义至上，对通过严重侵犯基本权利（如刑讯逼供）获得的言词证据及其“果实”采取近乎绝对的排除态度。

相对排除/权衡模式（以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为代表）：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。在决定是否排除证据时，不仅考量取证手段的违法性，还需权衡证据的证明价值、犯罪的严重性以及排除证据对司法公正的整体影响。这种模式更倾向于在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之间寻求平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毒树之果”的理念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遭遇了更为审慎的审视。以德国为例，其刑事诉讼传统深受“实体真实发现主义”影响，认为法院有义务查明案件的客观真相。因此，德国虽在1950年代后通过判例确立了证据禁止（Beweisverbote）原则，但其适用远非绝对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一套复杂的“权衡理论”（Abwägungslehre）。法官在决定是否排除一项非法证据时，必须进行多维度的利益衡量：一方面，要考量取证行为对被告人基本权利（如人格尊严、意志自由）侵害的严重程度；另一方面，也要权衡该证据对于查明重大犯罪事实的价值，以及排除该证据对司法公正整体造成的损害。例如，对于通过轻微程序瑕疵（如搜查证日期填写错误）获得的关键物证，法院可能倾向于采纳；但对于通过酷刑逼取的口供，则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排除。

法国的情况亦类似。其传统上更侧重于通过事后的追责机制来规制侦查行为。如果警察在侦查中违法，被害人可以提起民事侵权之诉，违法的警察也可能面临内部纪律处分甚至刑事责任。这种“制裁个人而非污染证据”的思路，反映了大陆法系对法官作为“真相探寻者”角色的信赖，以及对程序性制裁可能导致放纵犯罪的担忧。

然而，近几十年来，随着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影响，德、法等国也日益重视证据使用禁止（德国）或证据无效（法国）作为一种独立的程序性救济手段，其立场正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，但对“权衡”的执着，依然是其鲜明的底色。

三、中国的演进：从无到有，逐步完善

中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立相对较晚，其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从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向“程序与实体并重”的艰难转型。

1、萌芽阶段（1979-2009）

1979年《刑事诉讼法》虽有“严禁刑讯逼供”的原则性规定，但缺乏具体的排除程序和操作细则，实践中难以落实。在“命案必破”的压力下，这条红线常常被轻易跨越。

2、确立阶段（2010）

杜培武、佘祥林、赵作海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，引发了全社会对刑讯逼供和程序违法的深刻反思。2010年，“两高三部”（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）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2010年规定》），首次在规范层面系统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框架。

该规定明确了排除对象（如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）、启动程序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申请排除）、举证责任（由控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）以及法庭审查方式（包括庭前会议与庭审调查）。尽管其适用范围和强制力仍有局限，但作为中国首个专门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联合规范性文件，《2010年规定》标志着该制度从原则宣示走向程序化尝试，具有开创性意义。

3、法定化与深化阶段（2012至今）

2012年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次修正，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法律。确立了“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”的法定原则。

然而，如何将纸面规则转化为法庭上的有效实践，仍是巨大挑战。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。这一年，“两高三部”再次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2017年规定》）。与《2010年规定》相比，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“非法方法”的具体情形，例如：

1）扩大对“威胁”手段的认定：明确将“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进行威胁，使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”纳入排除范围；

2）明确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所获供述的排除：规定“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，应当排除”；

3）引入对“重复性供述”的处理规则：即在特定条件下，先前因非法取证导致的供述可能影响后续供述的自愿性，后续供述亦可能被排除。但该规则设定了例外情形，如“侦查期间，根据控告、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，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，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，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”，则后续供述可采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规定均为法律上的应然要求，其在实践中的落实程度受制于多重因素，并非所有符合上述情形的证据均能在个案中被实际排除。

2018年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（试行）》，聚焦审判环节，细化了申请、审查、调查和裁决的具体程序。虽然该规程由法院单独制定，主要规范审判活动，但其确立的证据合法性审查标准，客观上对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形成倒逼效应，促使前端机关更注重取证合法性。

2024年9月，“两高三部”联合发布新版《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》，废止2018年试行规程。新规程进一步整合五部门职责，强调在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各环节协同落实排非要求，并正式吸纳“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”机制（该机制源于2016年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国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推进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的通知》），要求检察机关在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，推动排非关口前移。

综上，从2010年初步建立操作框架，到2012年入法、2017年细化标准、2018年聚焦审判、再到2024年全流程协同，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逐步制度化的过程。这一演进反映了对取证程序合法性重视程度的提升，但其实际效能仍取决于司法实践中的严格执行与配套保障。

四、制度本质：为何只针对控方？

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：为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约束的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控方（侦查、检察机关），而非提出辩护意见的辩方？

答案深植于刑事诉讼的结构设计之中。在这场诉讼中，一方是手握逮捕、搜查、审讯等强大国家强制力的“利维坦”（Leviathan），另一方则是孤立无援、身陷囹圄的个体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正是为了在这极度失衡的天平上，为弱小的一方增添一块“程序正义”的砝码。

它的目标从来不是平等竞赛，因为这场司法角力的双方本来就不是力量相当。它的目标是驯服权力。通过对公权力“自缚手脚”——即违法取证将导致丧失证据能力——来迫使其在行动前心存敬畏，恪守法律划定的边界。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预防措施，其价值不在于惩罚某个具体的违法者，而在于约束公权力严格依法办案。

因此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。它承认，在追寻正义的道路上，手段的正当性与结果的正确性同等重要。它宁愿冒着放纵个别罪犯的风险，也要坚决捍卫那条底线：任何人都不应成为国家违法的牺牲品。

那么，为什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辩方呢？因为取证的合法性是针对公权力的，辩方本来在取证能力上就处于弱势一方，因此，对辩方证据，应遵循实体优先和真实性优先的原则，即使辩方证据存在取证瑕疵，如果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，也仍然应作为证据采信，因为这也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应有之义。

推到极致而言，即使辩方证据是通过违法或者犯罪手段获得的，如果能够证明案件事实，法庭应不应当采信呢？也应当采信。比如说，一个辩护律师通过窃听获得了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关键录音，或者有人偷到了犯罪现场的视频证据，存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？不存在。如果这样的证据被排除，那无异于帮助控方掩盖真相，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巨大侵害。

并且，即使是控方已经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，如果其中有对辩方有利的内容，辩方照样可以将其作为己方证据使用。非法证据排除，只是剥夺其作为控方证据的证据能力，而非等同于让这些证据完全人间蒸发。

五、结语

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美国的“毒树之果”理论出发，已发展成为全球公认的、用以守护程序正义、防范冤假错案、约束公权力滥用的重要司法机制。

中国的实践虽起步较晚，但通过不断立法与司法改革，已逐步构建起一套非法证据排除体系。其核心精神在于：公权力的任何取证行为，都必须严守法律的底线，以确保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追诉时，其权利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。这不仅是法治的要义，更是文明的结晶。

燕薪，资深刑辩律师，在多重界别具有广泛影响，专注集团犯罪、职务犯罪、企业家涉刑等重大案件辩护。电话（微信）：13717865152